1912年，徐悲鸿被迫结婚。新婚夜，他厌恶的看着新娘。突然，他随手拉灯并主动圆，然而妻子怀孕后，他却狠心说：赶紧把孩子打掉……
1912年深秋，宜兴乡下一户徐姓人家张灯结彩，锣鼓唢呐响了一整天。17岁的徐悲鸿站在喜堂中央，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按着头浸在冰水里。他是被一封“父病危”的家信骗回来的，等到跨进家门才看见满堂红绸，一切都晚了。
新娘是邻村的姑娘，裹着小脚，从没进过学堂。两人拜堂之前从未见过面。徐悲鸿在上海学画时读的是新式学堂，墙上贴着西洋画片，书包里揣着《新青年》，满脑子都是个性解放、婚姻自由。此刻却被一根红绸牵着，和一个陌生女子叩拜天地。
当晚宾客散尽，他在洞房里枯坐到深夜，最终吹灭了蜡烛。黑暗里，他用一种近乎自暴自弃的方式完成了所谓的洞房——仿佛只有彻底践踏掉自己对爱情的幻想，才能证明这桩婚姻有多么荒唐。
婚后第七天，他拎着画箱离开了老家。火车开动时，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月台。
回到上海，徐悲鸿把自己扔进了更疯狂的学习里。他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去画室，晚上对着烛火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，手指冻得发僵也不肯停下。
1914年，父亲真的病倒了，他不得不暂时回到宜兴，一边在小学教图画课糊口，一边照料家中。这期间他在老家住了近两年，和那位原配妻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却始终像两个合租的房客，客气而生分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再度离家，去了上海，又辗转到了北京。
1916年，他考入震旦大学，课余给出版社画插图、替人写生画像挣学费，穷得一天只吃一个烧饼。就在这一年，老家来信说妻子生下一个男孩。
徐悲鸿接到信后沉默了一整天，最后提笔写回信，核心意思只有一句：把孩子处理掉。他用了“处理”这两个字，仿佛那不是一条命，而是一桩麻烦。信寄出去之后，他没有再问过下文。
但孩子没有被“处理”掉。妻子顶住了全家的压力，执意把孩子生下来养大。徐悲鸿得知后，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——劫生，意为“劫难所生”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从未被他正眼看过一眼的男孩，长到四五岁时竟显露出惊人的绘画天赋，随手在地上画的鸡鸭牛羊比村里老先生画的还生动。
老家的亲戚写信提到这事，徐悲鸿依然不为所动。那种漠然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彻底的、根深蒂固的决绝。他已经在心里把那段婚姻连根拔掉了，连带着那个孩子一起。
1917年，徐悲鸿东渡日本留学，后又辗转来到北京，结识了蒋碧薇。两人很快陷入热恋，并决定私奔。出发前夜，他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：“生平第一次，觉得活着是有意义的。”他们没有通知任何人，拎着两只箱子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。
此后，巴黎、柏林、罗马——他在欧洲如饥似渴地学习古典主义和写实主义绘画，在卢浮宫一泡就是一整天，渐渐形成了自己融合中西的画风。《田横五百士》《九方皋》相继问世，名气越来越大。
而宜兴老宅里，那个被他丢在身后的女人正独自带大一个孩子。她不懂什么西洋画派，只知道丈夫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成了大人物。她偶尔从亲戚口中听到关于他的消息——去了外国，又回国了，在南京教书了——但她一辈子也没能等到他回来。
到了1922年，她积劳成疾，在一个普通的冬夜里过世。那个叫劫生的孩子，因为身体底子弱，也早早夭折了。消息几经辗转才传到欧洲，徐悲鸿正在筹备画展，听完只是沉默了一阵，然后继续低头调色。
晚年的徐悲鸿已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，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之一。他画马的名声盖过了所有过往——那些马鬃毛飞扬，四蹄腾空，像在挣脱什么看不见的束缚。有人曾问过他，为什么这样执着于画马。他想了想说：“马是最自由的。”
他没说的是，自己这一辈子，都在逃离那个1912年被红绸绑住的少年。他成功了。代价是另一个人被永远留在了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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